我在“新中”上演“悲喜剧” 贺 孝 龙 小 序
一篇小文作什么“序”？“作秀”吧？非也，实出于万般无奈。 首先，这个怪题目便需声明。校庆大典，欢欣谐乐乃主旋律；你来个“悲”字，不是硬要掺兑进不和谐音符吗？其实本人降世以来，历经千难万劫，虽未师从高僧学禅，却早已悟性十足，神怡梦稳，笑对人生，笑谈人生。“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所以“悲喜剧”中的“悲”也是“喜”的姊妹——不过还是“坦白交代”吧：取此怪题，实想“骗取”相识或不相识的校友们一点宝贵时间，出于好奇，硬着头皮读一下没有“微言大义”的拙作——“居心不良”，敬请原谅。 其二，大凡校庆，请校友中各路名人写点回忆录实属常情；而鄙人乃一芥无名小卒（应是“老卒”），居然也被约请写点东西，真有点“受宠若惊”。却之不恭，更何况充盈着浓浓乡土气却又人才济济的新碶民办中学（如今早成了“仪表堂堂”的“顾国和中学”了）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有个成语叫“没齿不忘”，现如今本老朽牙齿几乎全体（借用宋丹丹小品语言说）“下岗”，而新中一年半的点点滴滴依然历历在目，宛若昨天。于是情不自禁，不自量力，应允试写。内容尽管琐屑，甚至鄙俗（如“狗肉汤宴会”），但自信能勾起当年老同事们绵绵眷念之情——“往事并非如烟”嘛！ 其三，半个世纪前，鄙人还是个学生娃，不想祸从“笔”出。积极写文章，写大字报，原想入党，却不料赚来一顶“右派”大帽，“黄金时代”顷刻之间骤变为“煤炭时代”，于是投笔从“农”，接受“改造”。五十年来仅写过几篇遵命文章。虽是“遵命”，仍然偏好不拘一格、东拉西扯、野笔凑趣。今天，环境相对宽松，言论相对自由，“清风明月随意取”，我更“肆无忌惮”；但绝对保证字字出于肺腑。 其四，本人已在多处极简略地写到过新中这段难忘的经历。老友们读本文，也许会说：“差不多的嘛！”是的，因为历史是不容“戏说”和瞎说的——帝王将相、豪门权贵如此，黎民百姓亦然。 喜从悲中来
1976年9月，我从上海嘉定娄塘中学调入新碶民办中学工作。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故乡没有排斥我，对我这个被“打入另册”的人来说，不啻是“重生”，狂喜之情难以言表！ “难以言表”也得“表”，只是又得当一回“祥林嫂”了。 1932年，我出生在镇海县新碶头。祖父、父亲均在上海打工。祖父望“孙”成龙，给我取名“孝龙”。可是他做梦（如果“冥府居民”也会做梦的话）也想不到他的大孙子不仅未成“龙”，反成了“虫”——大半辈子的“可怜虫”。 父亲遵祖父遗愿，供我读书。可惜我顽劣成性。“不怕神不怕鬼，就怕把书背”。 上海读初中，成绩一塌糊涂。父亲一气之下托友人介绍送我去北京路一家纸行当学徒。“三生有幸”，终于让我见识了活生生的“希特勒”（老板）和活生生的“黄世仁的娘”（老板的娘）。奴隶生活就此开创。纸行大量收购破旧书报杂志，晚上胡乱翻阅，居然爱不释手（这就种下了日后当语文教师的“祸根”）。其间，家乡传来惊天噩耗：天花肆虐，祖母、母亲、小妹于十天中相继丧生。晴天霹雳！天昏地暗！痛不欲生！ 解放后，纸行老板逃到香港，我进了工厂当小职员。受书刊诱惑，我萌生了读书的欲望，于是上夜中学，混了一张高中肄业证书。1954年混进华东师大中文系。春风得意，豪情满怀！然而“福兮祸所伏”，不幸被老聃老儿言中，1958年被划为“右派”，送嘉定徐行公社“劳改”。两年多时间，社员们始则视我为“瘟神”，继而视我为“同类”，终则当我是“家人”。人是很怪的东西，适应力特强。农活样样学会，挑担从四、五十斤到两百余斤。夏天赤膊，晒得胸背如“柏油马路”，令蚊子望“背”兴叹。 我决心当一辈子农民，远离是是非非。但忽然上面来了命令，说是“帽子”摘了，要我去娄塘中学教书。那是1961年春。尽管拖着无形的“尾巴”，但毕竟相对安生。于是稀里糊涂结婚生子。没料想，1966年天大灾难降临了，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了。“摘帽右派”天生是“牛”，于是关“牛棚”、戴高帽、游大街、挨批斗，于是妻“离”子散。批我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一夜间，我“荣幸”地被封为“小邓拓”、“反动权威”、“放毒专家”……（大学里老师常强调，语文教师必须是“杂家”和“化学家”；知识要铺得开，思路要“化”得开，尤其是指导写作。所以我上语文课尽量多举一些与课文密切相关的例子，古今中外，尽己所知，俗曰“说野书”，“文革”时即变成“含沙射影”、“大放其毒”）。滑稽的是我曾叫学生写篇蚯蚓的说明文，说过蚯蚓生命力很强，断了还能活，结果变成“号召地富反坏右卷土重来”。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文革前夕，娄塘中学在一个小公社办分部，条件差，我想将功赎罪，便报名下去。文革开始，分部负责人、著名的“铁杆极左派”王XX、邱XX居然发动学生写出数百张大字报，共同“主题”是：“贺孝龙罪该万死！他下来完全是为了毒害贫下中农后代，企图叫红色江山变色。”呜呼！我贺孝龙也太“伟大”了！古代有人“嗜痂成癖”，以为疮痂味似鳆鱼。文革中某些人亦有此癖，整人于血肉淋漓才够味，娄塘中学就有多位教职工被活活整死、整疯。本人学乖，拼命写检查，累计不下十万言。不过基调统一：“大字报是救人的良药。我主观上没那意图，但客观上影响很坏，特作检查… …。”借此“蒙混过关”。“复课闹革命”了，让我担任高一一个乱班班主任。乱班很快被制服了，便有人恶狠狠地“表扬”我：“‘老右派’封资修教育思想大回潮！”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万念俱灰！但路绝了也是好事，它迫使我下决心放弃父子两人上海户口，叶落归根。 决心下了，却疑虑重重。家乡会接纳我这个“另类”吗？不管它，不让教书就当炊事员——不行，太可怕了，万一师生中有人拉肚子，不就要怀疑我下了毒吗？那就做清洁工吧。反正“葬身故土”，矢志不移！ 事出意料，请调报告送出没多久，接表妹夫王祥银函告：事已办妥。紧接着，新中还派史遗恩、—江云卿两位“特使”专程到娄塘中学去看我。我视两位为亲人，一见如故，赶紧请他们去吃猪头肉加阳春面。“席”间，我尽情倾诉衷肠。二十多年来我从未这样兴奋激动过。 故乡呵，我终于回来了！可成兄（小学时老同学）陪我去拜谒公社负责教育的贺岳年同志。进门时我战战兢兢——多少年来我一见大小领导就颤抖。又是没曾料想：岳年同志像见到久别重逢的老友，倒水、让座，无比热情，无限亲切——我的四肢须臾间竟忘记了颤抖。 走进新中，学校负责人虞善福和老中青三代教师都笑脸相迎，丝毫看不到在娄中天天看到的那种鄙视、忌妒的目光。绝处逢生！真想大哭一场呵！ 更令人惊喜的是郑之华、张厚润、孙尔松等老教师一开始就叫我“孝龙”。贺成康比我年轻得多，也直呼其名，因为他是我长辈——堂叔，有什么办法。青壮年教师如史遗恩、江云卿等叫我“孝龙哥”。其他老师大多叫我“孝龙老师”，如（学学如今通例：排名不分先后）罗桂云、林亚玉、张龙官、张秀德、陈彰范、邱振文、赵永璋、乐嘉康、阮满夫、叶玉琴、徐胜仁、韩星海等。只有王万竹、赵伟甫等称我“老贺”。当时在新中，我四十出头，排在极少数“中老年教师”行列。但不管哪种称呼，都透着醉人的、浓浓的亲切感。 晚上，我做过几回类似的梦：我在海边苦苦挣扎，那海水呀苦不堪言。倏忽间飘来一群文人雅士和慈目“观音”，他们玉手轻举，口吐莲花，拉我上岸后齐声说：“你是人，不是鬼！”神梦惊醒，泪湿枕巾，拉灯睁眼，满目晶莹。 我想，那文人雅士、慈目“观音”不就是新碶民中的领导和老师们吗？ “新生”感让我精神焕发，春风拂面，通体松爽，激情勃发，放手教学。我精心构思，上了几堂公开课。有表扬，有鼓励，有商榷，却无上纲上线的斥责。这又让我想起娄中时教研员命我上公开课，评课时“惟我独革”者下了“判决书”：“只讲艺术性，不讲思想性！”有点文学常识和语文教学基础的同志都知道：离开文章的思想内容你怎样讲艺术形式？但“头上长辫”，有口难辩呵！唯一的知心知肺好友膝雪永老师想驳而不敢；因为他出身不好，自身难保，少说为妙。 和遗恩等老友经常谈起，当年新碶民中是个温馨欢快的大家庭，教工关系十分融洽（这常让我想起白马湖春晖中学），教师各怀多技，工作协力齐心。恢复高考第一年就取得骄人成绩（赶快声明：与我无关，当年我教初中）。工作令人舒心，生活虽艰苦些（尚用票证），但苦中找乐。比如，为了解馋和驱寒，设法弄来大黄狗。我“毛遂自荐”，充当“烹狗大师”。狗去毛清脏，连皮斩成块放入大锅，注满水，加足黄酒老姜猛烧。不久，腾腾热气和阵阵香气，引得大伙儿全往厨房里跑。“晚宴”开始，一人一只大碗，放大把青蒜，在沸腾的大锅中任意舀取，放开肚子吃肉喝汤。爱喝酒的品品“枪毙烧”。大伙儿欢声笑语，吃得大汗淋漓，全忘了室外天寒地冻，朔风凛冽。如此奇特的“狗肉汤夜宴”搞过多次，时隔三十春秋，至今仍涎水欲滴。写这种事似有粗俗之嫌；我则认为：它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当年新碶民中大家庭融洽和温馨，乐观和洒脱。 “悲”从喜中生
常言道，“乐极生悲”。不过我在“序”中已说过，我的“悲”是“喜”的姊妹，貌似谈“悲”，实为谈“喜”。 我的根，我的魂，我的归宿在故乡。在新中，我要一直奋力工作到退休。于是断然决定修老家——老家三间平房，宛若凉亭，门窗、板壁等早已不翼而飞。但要修却没钱。有木工给我出谋划策：“偷梁换柱”（用的是这个成语本义），买掉几根旧木料支付水木工钱和其他，足矣。然做梦也没想到，木料被公社“充公”。穷途末路，血冲脑门，差点“驾鹤仙逝”。暗思量，终不解：《宪法》不是明明写着要保护私人财产吗？再一想，大人物的命《宪法》尚且没能保住，遑论你这个“另类”的几根朽木？于是释然；更何况还有新中这个“避风港”呢，何“悲”之有？ 粉碎“四人帮”，举国欢腾，我更是欣喜若狂。于是急不可待，很快编了一幕《粉碎“四人帮”》活报剧。江青的“疯”和“嗲”，张春桥的“奸”与“诈”，王洪文的“蛮”和“傻”，姚文元的“毒”和“辣”，通过演员（高中学生扮演）在台上表演，我在幕后学“四凶”腔调扬声配音。演江青的是位男生，他头裹丝巾，身穿旗袍，忸怩作态，嗲声嗲气，疯疯颠颠，不可一世。她坐在“皇位”（椅子靠背）上发号施令，三凶声声高呼“吾皇万岁”。最后“女皇”从椅背上重重摔下（那演员吃了不少苦头）… …初次在校内彩排，引发阵阵哄笑声。接着又编导了《普天同庆》（歌舞剧和话剧“拼盘”），有几位国际友人前来祝贺，分别用英、法、俄、日等语说一两句祝辞。这个节目高潮迭起。为达轰动效应，我让扮演黑人的演员从剧场大门通过观众席过道上台。台上的演员喊：“非洲朋友来了，热烈欢迎！”观众全向后看。台上台下融为一体，泛起热潮（这种形式如今不足为奇，而在三十年前是极为稀罕的）。另外又搞了几个小节目，经过充分排练后在新碶、隆顺、大路等会堂演出多场。由于“文革”制造的文化荒漠尚未改观，因而演出引起轰动。不过这里要特别强调，当年这样大规模的文娱演出要不是新中领导与全体老师奋力支持和配合，那是不可设想的。 成功带来无穷喜悦，然而“悲”也接踵而至。 有公社干部发话了：假如江青翻过来怎么办？《普天同庆》中几个洋人说的洋话谁知道是不是反动话？结果被“勒令”禁演。 真的，要是江青成了“还乡团团长”，我贺孝龙枪毙事小，连累新中领导和师生，那就“罪恶滔天”了。幸好当时我就深信：“四凶`”是永世不得翻身的；因为他们造孽之深，史无前例，他们作恶之多，罄竹难书！所以我立即化悲为喜。 至于《普天同庆》中国际友人说的洋话都是外语老师教的，绝对无问题，我毫不担心；只觉得疑神疑鬼者之“可爱”复可笑。 问题是一腔歌党颂国的激情被浇上了一缸冰水；问题是它又一次揪辫子、踩尾巴，深深抠进了我心灵的疮疤……直到1978年在柴中获得平反昭雪，才彻底剪掉辫子，割去尾巴。党终于还我本来面目，还让我当上宁波市政协委员——不过这与本题无关，赶紧“煞车”。 |
